永恒的珍藏（Eternity Collected）
海伦·库勒-慕勒（Helene Kröller-Müller） (1869-1939)
伊娃 · 罗弗斯（Eva Rovers）
一个装满3400封信的旧金属箱子激起了世人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梵高艺术作品收藏家——海伦·库勒-慕勒（Helene Kröller-Müller）——真实故事的好奇之心。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中，伊娃揭开了库勒-慕勒的神秘面纱，传记中讲述了她是如何成功地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尽管她的人生伴随着一些不幸、健康欠佳、个人的巨大悲剧，以及个人财富的锐减。今时今日，库勒慕勒博物馆依然因其不同类型的现代艺术收藏品而闻名世界，其中包括毕加索（Picasso）和蒙德里安（Mondriaan）的作品，以及超过300件的梵高（Vincent van Gogh）作品。博物馆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其建于荷兰东部的一个巨大的自然保护区内，毗邻海伦的祖国——德国。
部分女士去到巴黎时会购买帽子和手袋，但海伦·库勒-慕勒在巴黎购买的却是梵高的油画。1912年春天，法国巴黎的三天之旅后，海伦带回了十五幅画作，而这些画作的创作者在当时还鲜为人知。当中还包括有《摇篮曲》（La Berceuse），橄榄树（Olive Grove）和《阿莱的基诺夫人》的画像（Portrait of Joseph-Michel Ginoux），而这些作品与海伦所收藏的梵高的其他杰作完美地契合，包括《四朵结籽向日葵》（Four Sunflowers gone to Seed ）和播种者（米勒摹作）（The Sower (after Millet)）。她的这些重要收藏也对相应艺术家的名声大噪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收藏发生在海伦刚接触到现代艺术之时。
海伦·慕勒出生在德国的鲁尔区，在嫁给荷兰企业家安东·库勒（Anton Kröller）后搬到了荷兰。起初，海伦过着与其他富人妻子无异的生活。然而，在 1911年的一次危险手术中死里逃生后，她决定将余生致力于建立一座“文化丰碑”。在随后的十年里，她收藏了包括西涅克（Signac）、修拉（Seurat）、毕加索（Picasso）、布拉克（Braque）、蒙德里安（Mondriaan）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等艺术家的作品。自1913年起，她在丈夫的公司总部内向公众展出她的藏品。多年来，这是欧洲极少数将如此大规模的现代艺术藏品作永久展出的地方（例如，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直到1938年才在伦敦课设了自己画廊，这之后才开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在海伦的藏馆的许多访客之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oMA）总监——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他对海伦在藏品选择上的勇气大加称赞。
海伦的收藏是她作为独立的母亲和妻子的自我身份的一种提升。她的德国背景也影响着她的收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新祖国（荷兰）出现了极高的反德情绪，这使她开始再次审视自己的身份。她决定在列日（Liège）的一所野战医院做护士，并决心致力于在战后修复德国形象。而她的“文化丰碑”应该在荷兰的土地上富有一丝作为德国人的自豪感。
当博物馆奠基后，命运却又一次给海伦的梦想设置了障碍——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将库勒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因为海伦的决心和坚持，在她去世的前一年，1938年库勒慕勒博物馆终于建成开放。然而，她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个令人折服的传奇，讲述了海伦慕勒如何在二十世纪这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世界知名艺术品的收藏。
伊娃·罗弗斯（Eva Rovers 1978）在乌得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获得文化研究硕士学位，主要研究二十世纪初的荷兰艺术。2010年她凭借其撰写的海伦·库勒-慕勒传记而获颁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博士学位。为撰写海伦·库勒-慕勒传记，她获得查阅大量被保留下来的库勒-慕勒书信集的权限。她还与导演里奥·德·波尔（Leo de Boer）合作制作了一部关于库勒-慕勒的动荡生活的纪录片（有英文版）。
奖项
《永恒的珍藏》赢得了高度的评价：获得由荷兰的重要报纸《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评选的2010年最优秀书籍奖。还被授予了“书商奖章”（ Bookseller’s Decoration）、荷兰艺术史学家扬·范·格尔德基金奖（the Dutch Foundation of Art Historians’ Jan van Gelder Award），以及海兹霍夫传记奖（the Hazelhoff Biography Award），这是一个备受推崇且专为最佳荷兰语传记而设的双年奖。
评论
“巧妙地将艺术、商业事务、私人生活和时代精神编织在一起，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Trouw
“一部十分有趣的传记……一本特别的书。尽管信息量很大，但也享受其中。”
——De Groene Amsterdammer。
“勾勒出一个要求高、权利集中，却又坚定不移的‘夫人’形象。”
——《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
“传记中的典范”，并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自由荷兰》（ Vrij Nederland）。